摘要：中國崛起，注定帶來國際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類似奧運火炬傳遞問題和藏獨問題的磨難將長期化。那些已經享有榮譽和實利的國家，對中國戳戳點點甚至惡言相向，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如果我們的激憤無法收放自如，西方只需要不斷來激怒中國，就能低成本地干擾、破壞，甚至夭折中國的崛起。中國需要拿出勇氣和智慧，在各種懷疑、批評，甚至敵意的反應中堅定向前——去“達賴化”，加速政治體制改革，增強外交創造性——在磨難中最終崛起。
從“3•14”嚴重的西藏暴力事件，到以CNN等為代表的歪曲事實真相的西方媒體報道，再到3月27日之后倫敦、巴黎、舊金山的一系列干擾奧運火炬傳遞的活動，中國崛起給國人剛剛帶來欣慰和喜悅還沒有幾年，“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的豪情就受到了空前的挫折。其實，這是中華民族在和平發展期間注定要遭遇的又一場磨難。
一、西方語境下的中國崛起
關于中國崛起的國際關系理論和歷史結論，并不是由中國經驗產生的，而恰恰是由西方經驗發展而來的。
在中國人自己的語境中，中國崛起意味著民族復興、大國地位、洗刷國恥，“堂堂中國要讓四方來賀”。然而，國際關系永遠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系統。在世界政治中，權力的本質永遠是自私的。中國崛起注定帶來國際權力結構的重新洗牌、游戲規則的改變，以及世界財富分配結構的重新確立。更重要的是，利益角逐與心理感覺等諸多因素，都將發生有形或者無形的變化。
世界銀行報告的驚人數據、歐佛霍爾特對中國將成為超級大國的大膽預言和克里斯托夫對中國崛起的判斷，其最大的震懾力，就是描繪了一個將在經濟實力、甚至整個國家能力上與西方平起平坐的中國。陶醉在“歷史終結”喜悅中的西方世界，突然不得不面對這個挑戰。
那么，憑什么我們自認為中國崛起將造福世界，別人就一定要對我們溫文而雅？事實上，當中國的榮譽、實利等一系列要素隨著中國崛起而逐步改變時，那些已經享有榮譽、實利的國家，對中國戳戳點點，甚至惡言相向，才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中國堅定不移地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也是中國向國際體系注入越來越多“中國因素”的過程。國際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主導世界政治話語權的國家、跟在大國背后同樣“感覺不錯”的民族，面對侵蝕他們地位的“中國因素”，憑什么就要溫良有嘉？
二、“修理”中國的內在沖動
今天的世界已經不再處于“炮艦外交”的時代，而是早已處于“扁平”的、經濟高度依賴的全球化時代了。
在美國單邊霸權主導下，大國關系的整體結構是穩定的。對于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五角大樓、華盛頓的國會山和白宮而言，中國真正實質性挑戰美國的時代，還是遙遠的未來。今天中國的崛起，充其量只給世界帶來“權力變遷（power shift）”，而不會導致主從角色易位的“權力轉移（power transition）”。
但在經歷了二戰，尤其是經歷了與冷戰時代意識形態對立的大災變之后，今天的西方，已經對自己掌控了60余年的自由、民主價值，有了一份獨特的執著。保持民主價值，并在全球推廣，并非僅僅是意識形態的需要，在西方世界，這意味著從政策理念、政治資源到民眾信仰的全方位的內在沖動。所以，即便中國崛起并不真實地構成軍事層面上的“中國威脅”，但從價值理解的角度“修理”中國，或者說要頑固地影響中國發展進程的心態，卻是普遍而深刻的。
這種要“修理”中國，“引導”中國變革的觀念，不僅涉及當權者對中國崛起的政策反應，也涉及西方政府在價值上對中國的排斥。借著藏獨鬧事來“修理”中國，借著北京奧運拿圣火傳遞來出氣，就是這些天一場又一場鬧劇背后的真實動機。
三、“民主極端主義（Democracy fundamentalism）”
在西方的語境中，中國崛起有著雙重的含義：一方面，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世界已經接受了中國崛起的事實，認為中國崛起確實能給整個世界帶來機會。對于中國擴大的國際影響，他們本質上并不橫加排斥。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崛起又有著巨大的不確定性。在他們看來，如果不“修理”中國，未來崛起的中國就是“麻煩”甚至“災難”。
問題是，中國需要被“修理”嗎？
中國崛起經過了中國巨大的轉型過程，即包括執政體制、經濟運行體制、社會結構、行為方式及國民素質等在內的，從“鄉土”中國到“世界”中國的轉變過程。任何外來的客觀與冷峻的批評，事實上都有利于中國的成長。
然而，在藏獨問題上不顧是非，在圣火傳遞的過程中將奧運政治化而對中國施壓，有意挑釁中國政府而自認為不挑釁中國人民，將蓬勃興起的海外華人“牽手護圣火”行動歸罪為中國政府的“操縱”，這些動作，確乎稱得上是向中國人民揮起的“民主極端主義”的大棒。
任何形式的極端主義，都是人類向往自由與尊嚴的敵人。在某種程度上說，圍繞著藏獨和奧運問題的中、西較量，并非是文明的對抗，而恰恰是西方在整體上遺忘了文明的“寬容”本質，這才是東、西方真正的共同敵人。
面對西方壓力，中國其實并不孤立。筆者最近在前往美國、印度和澳大利亞參加學術活動時注意到，許多美國學者都認為，西藏問題絕對不是某些歐美政客嘴上“非黑即白”的問題，借奧運向中國發難的做法更是罔顧億萬中國人的尊嚴。但是，我們必須正視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類似奧運火炬傳遞問題和藏獨問題的磨難將是長期化的。
《紐約時報》資深記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在1993年發表的《中國崛起》一文中提到，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很強，但一直深受西方傷害，在與世界其他國家打交道時有被排擠、欺負和受傷害的“巨人的痛苦”�；蛟S我們現在就正在感受著這種痛苦，但是，如果我們的激憤無法收放自如，那么，西方世界只需要不斷來激怒中國，就能低成本地干擾、破壞，甚至夭折中國的崛起。
四、用中國方式反擊西方的心理和政策痼疾
從2008年4月7日奧運火炬在倫敦傳遞之后，這波西方世界的反華叫囂聲浪究竟對未來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將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是一個非常值得探討的問題。從目前來看，隨著中國政府危機公關能力的增強，以及中國人民和海外華人空前團結凝聚的現實，這波反華聲浪不可能持續多久，不可能顛覆西方國家已有的連續性的中國政策，也不可能動搖中國與西方大國的合作關系。
這波反華叫囂浪潮的消極影響，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重新加劇了西方與中國之間社會關系的緊張，尤其是延續了西方公眾對中國議題看法的消極化趨勢。 2008年4月發表的皮尤民意調查報告表明，中國已經取代美國，成為了歐洲各國中當前世界最大的消極因素。在4月10日BBC公布的34個國家調查中，對中國持消極看法的民眾比例有明顯上升。韓國和土耳其是對中國看法最消極的兩個國家。顯然，在長期內，中國打擊藏獨的立場和行動不可能得到西方民眾的理解和支持。二是關于中國的“藏獨成分”議題也將長期化。20世紀90年代美國大選中的中國議題主要是貿易、人權、知識產權保護和臺灣問題，2008年美國大選的三位政黨候選人都紛紛表態要求布什總統支持抵制奧援。美國國會兩院在佩蘿西等親達賴政客的鼓噪下通過了西藏問題法案，歐洲議會也通過了西藏問題法案。西方立法機構對西藏問題的關注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三是西方國家中的“中國形象”或者“中國認知”將繼續處于低迷狀態。這恐怕是未來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打擊藏獨分裂主義勢力，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和代價。
然而，這些消極因素難以對中國崛起以及中國繼續深化與擴大同國際社會的合作造成實質性的障礙，只是使得中、西方之間形成深刻的戰略聯系的進程將會放慢，特別是中國和歐盟之間的“戰略伙伴關系”已經基本崩潰。未來中歐關系將務實性地回歸一種求同存異、互利共贏的“全球伙伴關系”，即為了一個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世界，中國和歐洲注定不能分離。伊拉克戰爭前后的那種逐步發展全球戰略制衡體系的中歐戰略伙伴關系的基礎已經不復存在，這明顯地反映在近年來德國對華政策的轉向上。
冷靜分析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國不難從中得到一些重要的啟示：一是，達賴集團迫使我們攤牌，在西藏問題上，我們和達賴集團的較量已經到了你死我活的階段。對于達賴集團分裂主義勢力，我們只能重拳打擊、堅決斗爭、毫不妥協。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教育西藏人民，選擇達賴還是選擇中國共產黨與人民中國，二者只能選其一。我們寬容西藏人對達賴心存幻想的做法，但我們更清楚這是要堅決改變的。必須根除達賴在西藏的政治、社會和宗教土壤。俄羅斯的車臣問題證明，如果我們不想今后在西藏問題上付出更大的代價，就必須斬釘截鐵地在西藏事務中去“達賴化”。二是，當前國際戰略性格局的異動并非國際戰略格局的突變，對中國并非壞事。從積極的意義上講，它有利于中國集中精力做好國內經濟建設，有利于中國和西方國家在更深入地了解對方的基礎上保持和發展現實主義合作關系，更有利于中國在對外交往過程中用理性、務實的方針拓展中國的利益。三是，在消極意義上，這一局面將進一步加大發展中國的國家壓力，加速國內的政治體制改革，使 “練好內功”的需要日趨迫切；中國國際形象的復雜性將進一步突出，中國外交的創造性要求需要進一步增強。
近幾個月的一連串事件告訴我們，中國崛起必然將是一個新的磨難里程。中國既然要強大，就要拿出足夠的勇氣和智慧，面對世界的各種反應。也只有在各種懷疑、批評，甚至敵意的聲音中，堅定向前，中國才能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