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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平:當前中國的貧富格局
2019-08-20 [關閉]

 

孫立平

我的演講題目是“當前中國的貧富格局”。貧富問題是大家現在非常關心的問題,但是大家同時也會感覺到,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并不容易,F在相關部門、學者對此做了很多的研究,我們也有很多的數據,但是當我們看到這些研究的結論和數字時,會感覺到它們和我們日常生活的實際情況有很大的區別或者說是隔了一層“皮”。這究竟是什么原因?應當怎么來認識這個問題?

我認為最應當注意的一個詞就是“貧富格局”。我為什么要用“格局”這個詞?大家知道,現在社會主要關注的是收入差距問題,但是實際上收入差距問題現在只是整個社會貧富格局當中的一個因素,當前整個中國社會的貧富格局,很難完全用收入差距來解釋。

一.“貧富格局”和“收入差距”的差別

我先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我去年秋天去廈門講學,一個朋友來接我,在路上他跟我講了一件事,具體就是大約在五六年前,他買了一個汽車的停車位,買這個車位大約花了7萬塊錢,現在這個車位能賣42萬。這么幾平方米的地方,五六年的時間里,就能凈賺35萬。但是,廈門一個收入比較低的工薪階層,一輩子能賺多少錢呢?或者進一步說,他們能攢多少錢呢?實際上,這樣一個車位這幾年時間里增加的這35萬,可能是一個收入比較低的工薪階層用一輩子都很難攢到的。因此,他就問我:“怎么解釋這個現象呢?這時候上班還有什么意義呢?”

第二個例子,前不久我在網站上看到的一個帖子,題目是《我年薪50萬,生活很艱難》,如果你光看這題目的話,會覺得它很矯情,有人會說如果年薪50萬,生活得很艱難,那么一年掙幾萬塊錢的普通人日子怎么過?但是大家一看他在帖子里面算的賬,他說的也大體是事實。年薪50萬元,就是月薪4萬元。交了個人收入所得稅8 000元,還剩32 000元。生活在北京,買一個100平方米出頭的房子是不過分的,每個月的按揭是12 000元。這樣月薪就還剩20 000元。他太太是個全職太太。他的單位是一個高科技的企業。大家都知道,高科技企業里年齡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需要上的保險比較多,大概一個月3 000元。月薪就還剩17 000元。在此之后,月薪還要支付他太太和小孩的保險1 500元、小孩的幼兒園和各種輔導班的費用500元、養車的費用2 000元、給雙方的父母各1 500元。這樣月薪就剩下了10 000元。接著,月薪還要支付手機和上網費500元,房子的日常養護500元,吃飯3 000元,這樣月薪就還剩6 000元。假如說一家三口每個周末都到郊區去玩一次,每次來去1 000元。這樣算來算去,最后月末也就僅剩兩三千元,于是一年也就能攢個兩三萬元。

這兩個例子給了我們一個啟示,中國的貧富格局僅僅按照收入或者工資來衡量顯然是不夠的。所以,我們要弄清楚現在中國的貧富格局,就需要把一些相關因素考慮進去,我就做了一個關于現在收入分配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貧富格局”框架中的四個環節

根據這個框架,要說清楚一個社會當中尤其是當前中國社會當中貧富格局的問題,至少得把四個環節說清楚。

第一個環節,我們一年中創造的所有財富是如何分配的。第二個環節,財富在政府和個人之間是如何轉移的。第三個環節,社會中財富價值的變動和財產性收入有多少,這也就是我們存量的財富的變化。這個環節對貧富格局的形成比收入差距起的作用更大。假如說,一年前有兩個資產都是兩百萬的家庭,其中一個家庭的兩百萬資產都是存款,他是租房住,另外一個家庭的兩百萬資產是一套房子。兩個家庭的年收入完全沒有差別。然后,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這兩個家庭的財富有了很大的差別:這個房子可能已經升值到了二百五十萬了,但是兩百萬的存款現在差不多還是兩百萬。這對財富變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第三個環節。第四個環節,財富在不同群體或個人間是如何轉移的。該分的也分了,該轉移的也轉移了,增值的也增值了,然后還得有一個互相之間“掏腰包”的過程,這最后就看是你掏了別人的,還是別人掏了你的。在互相掏完之后,“口袋”里剩下的才真正是我們自己的東西。

所以,要弄清楚一個社會最后的貧富格局究竟是怎么形成的,至少得弄清楚以上這四個環節。這樣,就可以看出問題究竟出在哪兒,才知道我們解決現在社會的利益關系究竟應當從什么地方著手。

(一)我們一年中創造的所有財富是如何分配的

第一個環節就是說我們一年中創浩的財富究竟怎么分配,分到了誰的手里。我們這一年創造的財富大體可以用GDP來表示。雖然這當中還有無效的GDP,還有折舊。2010年,中國的GDP將近40萬億元。我們這一年創造的財富實際上主要是在政府、企業、勞動者個人這三個主體之間進行分配的。

從有關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來,這些年企業是拿得越來越多了。幾年前,企業的利潤占GDP的比重大約是19.0%,現在超過了30%。這個現象很可能和我們的感覺不一樣。如果我們對這個社會的情況有些了解,就會知道這些年企業的利潤其實沒什么太大的增加,一些私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生存得也很艱難。其中關鍵原因之一就是近些年來國有壟斷企業的利潤有了大幅的增加。2010年我國國有企業的利潤增長了37.9%,將近40%,有的行業甚至增長了一倍。這些年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壟斷企業的利潤在大幅度地增加,這就導致了整個企業的利潤在GDP當中所占的比重明顯地上升。

在國民收入分配中,除了企業利潤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之外,更重要的是,國家財政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快速增長,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比2009年增長21.3%。前幾年增速都在30%,所以政府也拿得越來越多。

我們這一年創造的所有財富主要就是由這三家來分,既然企業拿得越來越多,政府也拿得越來越多,最后只能是勞動者拿得越來越少。

2002年之前,勞動者的報酬占我國GDP的比重在一半以上,但是最近這些年可以說是在逐步地下降。2007年下降到了39.7%。這一點就和西方發達國家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在西方發達國家,勞動者報酬一般占GDP的60%以上,當然有時候我們的計算口徑不同,美國計算的勞動者的報酬占它們國家GDP的比重最高的一年是76%。

勞動者的報酬占我國GDP的比重2007年還不到40%,但就是這40%的部分也不是所有的勞動者都能拿到的。前幾年,有個經濟學家做過一個估算,他的結論是這樣的:壟斷部門的職工按照人頭來算,占全國職工總數的8%,壟斷部門職工所有的工資、獎金、津貼,再加上福利等能占相當于全國工資總額的55%。這也就是說,這40%工資總額不是所有勞動者的收入,是由少數壟斷部門的職工拿走的。

所以,可以看到財富分配環節的問題所在。政府拿得多這不一定就是問題,很多福利國家的政府也是拿得很多。但是福利國家的政府收入大體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錢最后還是花在了老百姓的身上。世界上很多的政府都很羨慕中國的政府,認為中國政府非常富裕。但是如果我們在政府當公務員,就絕對不會同意這個說法,相反我們會說錢非常不夠用。我們財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來進行直接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建設,以及維持龐大的行政機構運轉,用來進行再分配的部分很有限。此外,還有其他開銷,比如說三公消費、維穩的費用。這樣一來,用于民生的部分就很少了。中央黨校吳忠民教授的一項研究表明,前幾年我國社會保障、公共教育、公共衛生三項基本民生指標支出約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分別為3%、2.9%、2%,這樣的比例是很低的。我記得調研過內蒙古的一個地區,這個地區正好毗鄰外蒙古,外蒙古的人均GDP比我們低得多,但是那里卻有免費的醫療和義務教育。政府拿得多,用在民生上的部分又很有限,而且就是有限的用到民生上的這部分起到的還不是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

政府的這部分國民收入應當是用來進行再分配的,通過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可以大大緩解社會中的貧富差距,但是我國的情況不是這樣的。我們能夠得到這些公共福利的,往往是社會上收入不錯或者地位比較高的那部分人。所以,我們的社會現實是:市場在造成不平等,國民收入再分配也在造成不平等。例如,在醫療投入方面,我們本來投入得就很少,前些年我們的投入水平是全世界倒數第二。但是這些有限的醫療投入,還主要是用在了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身上。據統計,全國有40萬的領導干部是常年住在醫院或者療養院里面的,F在很多風景名勝區建造的療養院都是供這些人住的。這就把已經有限的醫療投入又花去了相當的一部分。

在整個則富的分配過程中,還有相當一部分財富是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稀里糊涂的,有的甚至是“分丟”了。在這個方面,前幾年一位經濟學家做了一項研究,他發現社會上的灰色收入占了國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比如說2008年,2008年我國的GDP大約是30萬億,其中的灰色收入大約就有5.4萬億,差不多相當于當年創造財富的20%。這些數據公布之后,國家統計局的幾位專家反駁說不可能有這么多。但是想想中國的房價,就知道這個數據與現實很接近。因為中國現在的房價水平沒有一個巨大的灰色收入在撐著是根本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朝陽區是北京市里面經濟發展最好的一個區,一個四十多歲的處級干部的月工資也就四五于塊錢,一個三十多歲的科級干部的月工資也就是三千塊錢上下。所以沒有一個巨大的灰色收入撐著,中國的房價不可能是現今的這個水平。但是灰色收入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例如,乞丐肯定得不到,農民肯定得不到,失業下崗工人也肯定得不到,這部分收入只是到了社會當中有錢的那部分人手里、到了少數人手里,這是造就現在的貧富格局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按照他的推算,城鎮當中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如果不考慮灰色收入,是9倍;如果考慮灰色收入,則是26倍;城鄉統籌考慮,收入最高的10%的人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差距,如果不考慮灰色收入,是23倍;如果考慮灰色收入,則是65倍。

所以,灰色收入是我們財富分配環節中的一個非常大的問題。統計局的統計、學者的研究結論與我們日常生活的感受有那么大的差距,灰色收入可能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因為這些統計數據很少會把灰色收入考慮進去。

(二)財富在政府和個人之間是如何轉移的

第一個環節之后,還有一個個人和政府之間期富互相轉移的過程。這個轉移的過程對貧富格局的最終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這是個雙向的過程。這個轉移有的是明的,有的是暗的。

把個人的財富轉到政府的重要渠道主要有以下三個:

(1)稅收,F在社會上很多人都感覺到稅負明顯加重了?梢哉f,幾乎所有的政府調控最后都變成了一個詞——收錢。經濟發展過快要調控,房價過高要調控,汽車太多要調控,食品漲價要調控,石油漲價也要調控,但是每一種調控最后其實都變成一個字——錢。特別是最近這幾年時間里,我們的稅費負擔明顯加重了,現在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了。關于我國現在的稅負問題,有很多不同的說法:按照中央黨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的計算,中國實際的宏觀稅負已經達到31%;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報告,2009年中國全國財政收入為10.8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32.2%。早在2005年,美國財經雜志《福布斯》就發布報告稱,在全球52個國家和地區中,我國是稅負第二重的國家,僅次于法國,是亞洲稅負最重的國家。

(2)社保繳費。廣義的稅負中實際上還包括一項,這一項我們可以把它單獨提出來,這就是社保繳費。國家統計局曾發布過一個數據,就是勞動者的收入這些年增長了百分之十幾,但是很多人說沒有長那么多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這兒。按照收入的比例來說,可能收入真的長了百分之十幾,但是七扣八扣之后到了我們自己手里就已經沒有那么多了,這中間一個很重要的扣除項目就是社保繳費。根據清華大學白重恩教授的研究,中國五項社會保險法定繳費之和相當于工資水平的40%,有的地區甚至達到50%,這一比例超過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按照世界銀行2009年最新測算的實際承受稅率,中國的社會保險繳費在181個國家中排名第一。

(3)出讓土地的收入。在土地轉讓的過程中,個人的財富也在向國家轉移。實事求是地說,土地收入不能完全被看做財富由個人向國家的轉移,但是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是屬于財富向國家的轉移。前幾年國家發改委研究中心在北京郊區進行了一項調查:耕地是沒有價格的,耕地征用后成為商業用地,這時候就有了價格。例如一畝地原來沒有價格但最后賣了100萬,這100萬里農民得到的補償大約是5萬,農民的社保和鄉村統籌大約是15萬,這兩部分加在一起大約是20萬。剩下的80萬便歸地方政府和開發商,大概是一家各40萬。這里面,政府拿著的40萬可以看做是失地的農民的財富向國家轉移的過程。根據國土資源部發布的數據,2010年中國土地出讓總價款為2.9萬億。

此外,社會上還有兩個不為人們所察覺的財富轉移渠道:

第一,通過國有壟斷部門的壟斷價格來實現社會財富從個人向政府的轉移。壟斷價格意味著買這個產品或服務的時候所付的錢,雖然是直接付給了國有企業,但實際上有一部分也是間接地付給了國家或政府。

第二,出口順差和外匯管理制度導致的社會財富從個人向政府的轉移。出口在我國的經濟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國的出口是和一種特有的外匯管理體制聯系在一起的。出口換來的外匯是不能在國內流通的,必須得交給中國人民銀行。例如,出口一個杯子,賣了10美元,出口商得把這10美元交給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把美元換算成人民幣再支付給出口商。人民幣從哪里來呢?得去印。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結果:假如我們將一個杯子出口到了美國,中國就少了一個杯子,中國的財富沒有增加。做杯子得用玻璃,得用鐵皮,這個即使不算,但是中國起碼少了這個杯子。然后,中國人民銀行或者政府手里就多了10美元。最后,中國在沒有這個杯子的同時又多了60多元人民幣。那么,出口得越多,政府手里的外匯也就越多,流通的人民幣也就越多。人民幣越多,就越不值錢,這就等于我們的個人財富在縮水,即一部分財富從個人轉移到了國家。

有的人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假如說有一家人,他們在生產各種各樣的產品。兒子、媳婦、女兒、女婿在一起生產,然后一家人再把這個生產出來的產品賣出去換錢。換來錢之后,老頭對大家說:“你們拿著錢也沒什么用,家里也不用這個錢,把錢都交給我吧。”但是一家人吃完飯后還得進行交易,老頭說:“你們把錢交給我,我就給你們開張白條,你們給我一塊錢,我就給你們開一塊錢白條,給我兩塊錢,我就給你們兩塊錢的白條。”這家人賣的東西越來越多,老頭收的錢也就越來越多,大家手里的白條也就越來越多。這個白條越多,東西也就越不值錢,原來吃一個饅頭可能只要兩塊錢,現在卻要五塊。

通過這樣一種外匯管理,通貨膨脹形成了一個鏈條,這實際上也是一個財富轉移的鏈條。當然,進口可以抵消這個效應,所以嚴格來說能夠產生這個轉移效應的是出口順差。這是社會財富分配中的又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我們經常有一個疑問:為什么我們發展了這么些年,但卻沒有像日本、韓國、新加坡或者我國臺灣地區、香港地區那樣?它們20世紀60年代經濟開始起飛,也是起步很晚的,但是經過二十年以后大致發展成為比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它們的老百姓也成了世界富人的一部分。我們國家快速發展了三十年而且發展速度甚至比它們還快,但是現在我們生活的改善卻好像沒有達到相應的程度。根據2010年國家統計局的正式說法,按照聯合國貧困標志線,中國的貧困人口還有一億五千萬。為什么會出現國富民窮這樣一種情況?這樣的一個格局是怎么形成的?我想它是和以上這些因素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這個環節的社會財富的轉移是雙向的。與民間財富流向政府相反,是國家、政府財富向個人的轉移。這個轉移有正當的,也有不正當的。

正當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的再分配,具體就是國家通過再分配的方式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使國家掌握的財富、得到的財富又回到民間、又用到老百姓的頭上。近些年來,各級政府在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上的投入不斷加大,這意味著通過這種方式,國家財富向個人的轉移在明顯增加,政府的再分配職能在強化,但是從整體上來說,這個部分的數量還是很少的。

就我個人觀察而言,最近這幾年我國中西部地區的農村,特別是原來貧困地方的農村得到了一些實惠和好處。農業稅的取消、糧食制度、耕地保護、義務教育這些制度的推進對于改變中國最落后地區的農民生活狀況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到過幾個國家級貧困縣,在這些最貧困的地方我能夠看到改善的趨勢。但是總體來說,我們在這方面的花費還是很有限的,國家再分配的職能還是很弱的。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不正當的渠道使政府獲得的則富流回到民間。打個比方,我們政府從社會里抓了這一把財富,但是它的“手指縫兒”比較寬,還抓不住這東西,拿不住這東西,于是又有很多財富流出去了。但是問題是這個過程不是從誰那抓來的,就又回到誰手里去。

可以說,國有資產的流失或國有資產被瓜分的過程對中國現在貧富格局的形成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形象一點說,國有資產就像一塊肥肉,誰能從這割下來一塊、誰割不著、誰割得多、誰割得少對現在的貧富格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這個流失的過程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實際上就已經開始了,當時叫“價差”、“匯差”、“利差”,據當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胡和立的計算,僅僅在1988年,我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在1 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的利差總額在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總額在930.43億元以上,這三項合計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就在3 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

大家知道當時有一個詞兒叫“官倒”,這形象地說明了當時國有資產流失、國有資產被瓜分的過程。所以,有的富人的第一桶金就是從這里來的。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企就成了另一個財富流失的重要源泉,開始是承包,然后是改制。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國有資產流失了,它的數額是相當大的,雖然國有資產流失的高潮現在已經大體上過去了,但是到了今天,又有兩個國有資產流失的途徑凸顯出來了:

(1)土地的轉讓,F在,我國土地資源的價值大約是35萬億。這35萬億再加上原來已經轉讓出去的土地,價值是個很龐大的數字,在這些環節上出現的國有資產的流失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也沒有辦法去計算。但是我們至少知道這些年的腐敗大案、要案往往發生在這個領域。

(2)礦產資源的出讓。前幾年,礦產資源是瓜分國有資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在采礦權的轉讓過程當中,出現了國有資產流失。

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形成現在貧富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國和其他國家不一樣,其他國家沒有這么多的國有資產,即使有人想分也沒這么多,但是現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有資產流失已經變成了一個循環。政府從社會當中拿的越來越多,然后留的也很多,拿的減去留的,國有資產還在增加。于是就有人反駁說:“你們老說國有資產在流失,但是國有資產的數量卻在增加。”可以說,國有資產通過這個循環,多多少少還是有所增加。

除國有資產流失之外,還有不正當福利、三公消費等。這里說的不正當福利主要體現在政府向貧困群體之外的人提供的經濟適用房上。經濟適用房的相當一部分是向公務員提供的。就是在明確停止“福利分房”后,中央各部委的福利分房實際上都沒有停止,只不過有的叫經濟適用房,有的叫集資建房,但是我們得到了這樣一個房子,就意味著得到了一筆比我們一輩子掙的工資還要多得多的財產。有很多國家機關的經濟適用房都坐落在北京市內的很好的地段,它周圍的房價都是每平方米三四萬元,但是買經濟適用房的價格大致是每平方米七八千元,于是一平方米就差了兩三萬元。以120平方米的住房為例,從這套房子中就多得200多萬元。

就國家財富向個人轉移來說,還應當計算進來的是三公消費,但是這方面一直沒有很確切的數據。2006年中共中央黨!秾W習時報》提供的數字是,每年公款吃喝2 000億,旅游3 000億,公車4 085億,合計超過9 000億。對此,財政部預算司的官員曾進行澄清,指9 000億的數字“嚴重失實”,“三公”支出僅為1 200億。但在2010年“兩會”上,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透露,他看到由發改委、財政部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關于行政經費調查報告,全國的公車大致是230萬輛,僅這一項的開支就在1 500億到2 000之間。由此推算,全國的“三公消費”當遠遠超過1 200億元。

實際上,第二個環節就是社會財富在國家和個人之間的相互轉移的過程,它對于形成中國現在的貧富格局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三)社會中財富價值的變動和財產性收入有多少

第三個環節主要關注個人存量財富的變化。從前面舉的車位、住房的例子,可以看出它對財富格局的影響可能遠遠地超出工資收入的影響。大家都知道,房子現在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一個核心的問題,我覺得它實質上不是一個局部的問題,之所以成為整個社會的焦點,是因為它是和財富的形成過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中國現在實際在經歷的這個過程就是以房地產為主要載體的財富形成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可以看到,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社會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逐漸從一個無產的社會開始變成了一個有產的社會。這個“有產”最主要的就是指“房產”,這筆房產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老百姓積累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財產。我個人估計,現在無論農村的人口也好、城市的人口也好,他們的所有房產的價值大約是100萬億。如果農村占1/4、城市占3/4,那么農村居民手里的住房總價值大約是25萬億,城市居民擁有的住房總價值是75萬億,大體上就是這么分布的。

這樣一筆巨大財富的價值變動過程對整個中國貧富格局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2010年有一個很獨特的地方,2010年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速度超過了城市居民,這是1998年之后這12年時間里第一次出現這樣的情況。按照收入這個口徑來說,可以說2010年城鄉差距是有所縮小的。但是如果考慮到財富的價值變動,那結論就完全不一樣了。盡管統計數據上說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縮小,但是真能得出結論說這一年城鄉貧富差距縮小了嗎?其實城鄉貧富差距是大大地拉大了?梢栽O想一下,一個中國城市居民在2010年年初擁有六七十萬的房產,他的房產的財富規模比農民要大得多,而且價格的變動幅度要比農村居民擁有的自住房價格變動幅度要大得多。2010年全國70個城市房價平均漲幅為9.99%,城市居民的房產一年的增值大約是六七萬億元。這個數字比農民收入增加的那一部分,甚至比這一年里農民的全部收入還要多。所以,這些年城市居民財富的增加有相當的一部分來自于房產。但是我們不知道這75萬億的房產當中有多少是屬于他自己買的,有多少是屬于增值的,這部分房產有的是通過繼承得來的,有的是通過“房改房”得來的,有的是從市場上買的商品房。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地區、不同的小區商品房的價格變動都有不同的特點,所以我沒辦法來說城市居民的75萬億的房產里有多少屬于增值的部分。

如果我們考慮到各種情況之后假設這些房產是增值了一倍的話,我們可以進一步假定他們原來買這房子的時候大約花了35萬億到40萬億,那么這同時也就意味著城市居民從這房產的增值當中獲取了35萬億到40萬億的財富。這35萬億到40萬億的財富相當于現在我國居民的存款和股票的總和?梢钥闯,在最近的十幾年當中,房產的增值對于現在我國的貧富格局有著重要的影響。

但是有人會說“原來是一萬,現在是三萬了,但房子還是那個房子,這不就是泡沫嗎?”我個人認為,中國房價中泡沫是肯定存在的,但現在的房價及其上漲不能完全看做是泡床,這里面還有我們沒注意到的一個財富轉移的過程。舉個簡單的例子,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一憧小樓500萬都賣不出去,現在這幢小樓要花5000萬才能買得下來。這4500萬的差額完全是物價變動或者說是泡沫造成的嗎?不完全是。80年代的時候,這個小樓可能地理位置比較偏僻,交通也不便利。但是,隨著城市的擴張,二十多年之后這個小樓已經成為市區的一部分了,甚至都成了城市的中心區,現在這個小樓的交通道路條件已經非常完善,周圍的配套設施也很齊備,甚至已經成了CBD的一部分。難道說這4500萬和剛才所說這些道路、配套設施、公園、旁邊的高樓大廈沒有任何關系嗎?這些道路、公園、高樓大廈都是用財富堆出來的,實際上這些財富的一部分已經滲透到了附近的房產里,因此土地也比會原來貴了,房價也會比原來高了。

再舉個更簡單的例子,幾年前兩個人在兩個相距十幾公里的不同的地方買房子,單價都是每平方米3 000元。過了一段時間,一條地鐵線路經過其中一套房子,而且還在這里設了一個車站。于是地鐵旁邊的房子升到了每平方米6 000元,另一套房子現在是每平方米4 000元。兩套房子升值的2 000元差額實際上是修這條地鐵的投資有一部分滲透到附近的土地和房價當中去了。所以,這部分的房產升值不能完全看做是泡沫,這實際上是財富的轉移和滲透的過程。我們當年創造的財富直接分配到個人是有限的,政府拿走了一小部分,然后又將相當的一部分社會財富投入城市建設、基礎設施建設;于是這部分財富就又通過土地和房子滲透到了人們的口袋里。因為這部分滲透的財富的數量實在太大了,所以這個問題顯得非常突出。

實際上,人們對這個滲透過來的財富的分享是相當不公平的。例如有的人得到了修地鐵滲透來的財富,有的人卻沒有得到這個財富,但是人們對這種不公平抱怨得很少。因為這是自己選擇和判斷的結果,人們會把這個東西更多地歸罪于自己的眼光和運氣。雖然大家的抱怨不多,但是問題是確實存在的。這個問題實際上也不局限于小區與小區之間,它在城市和城市之間顯得更為突出。

我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目前幾乎是可以忽略不計的。2008年工資性收入占城鎮家庭收入的66.2%,而財產性收入占比僅為2.27%。

(四)財富在不同群體或個人間是如何轉移的

實際上,即使是最后到了人們手中的收入,甚至包括掌握在個人手中的財富,還有一個在群體間或在個人間轉移的問題。這又是影響社會中貧富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也就是說,在這個環節,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群體、不同的個人之間還有一次財富的轉移,關鍵就是看是你掏了別人的腰包,還是別人掏了你的腰包,掏了多少。

經濟學家鐘偉教授2004年的時候曾經做過一項研究,根據他的研究,群體間或個人間的財富轉移,當時主要有四種形式:

(1)老板企業掏工人的腰包。這主要是指,企業或者老板壓低工人工資,少給工人工資、壓低社會保障,如果壓低200塊錢,按照1.85億農民進城務工人員來計算,那么用工企業每年因此而多獲得4 400億的利潤。

(2)負利率所造成的掏腰包。我們知道,銀行的存貸款活動如果要去掉中間的環節,實際上是富人向一般的老百姓或者窮人借錢的過程。老百姓或者窮人把錢存到銀行里形成儲蓄,銀行再把它貸給企業或者富人即為貸款。這實際上也是企業、富人向一般的老百姓、窮人借錢的過程。儲蓄是有利息的,但是我們知道這些年來中國的利率一直是負利率。按照每年1.5萬億的儲蓄增量和負兩個百分點的實際收益,也至少意味著存款人每年損失至少600億利息收入。我粗略估計,通過這種方式掏腰包的數額很可能會超過1 000個億。也就是說,當儲戶把錢存到銀行里的時候,實際上就意味著他的錢在貶值,就是說如果存了100塊錢,最后儲戶得了103塊,實際上這103塊錢本息加到一起也只相當于年初的98塊了,這就是一個被掏腰包的過程。

(3)股民在股市上的損失。中小股民在證券市場上的損失,以前估計是大約有1.5萬億。當時有很多的下崗職工把他們的“買斷”的收入投入股市,當時股市還是比較高,所以這樣也就出現了一種財富轉移。

(4)土地的轉讓和讓渡。比如,北京的一畝地能最后折合人民幣100萬,農民拿5萬,農民的社會保障和鄉村拿15萬,剩下的80萬是由開發商和當地政府均分,地方政府分得的40萬屬于個人收入向國家轉移的過程,那么開發商拿的40萬就是一個掏腰包的過程。從2004年到現在,通過這個途徑轉移的財富每年都有上萬億,而且現在的土地轉讓規模比原來更大。

現在,我覺得除了上述幾種形式之外,還有幾個掏腰包的過程值得注意:

(1)資本市場特別是股市當中實現的財富轉移。資本市場和股市當中實現的財富的轉移可以通過IPO上市。企業把一部分股權賣給社會上的投資者,社會上的投資者用現金來購買這部分股權。按常理來說這種投資行為不屬于掏腰包,但是中國的滬、深兩市,在20年中賺了4 000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融資可以被看做是掏腰包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給企業“造血”的過程,反過來看也就是企業“吸血”的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每一個公司上市就馬上會造就出一批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有人統計,每年通過這個途徑造就的億萬富翁就有824個,這還是2009年年底的說法。2010年,我國滬深兩市的總市值是27萬億,其中流通的市值將近20萬億,A股上市公司實際發放給投資者的現金紅利為953.16億元。全年滬、深兩大交易所的交易經手費達137.56億元,A股印花稅合計達到528.37億元,當年收取的證券交易監管費為43.47億元。上述三項費用合計高達709.4億元,這又是一個很龐大的掏腰包的過程。

(2)通過價格實現的財富的轉移。人們一般認為收入差距是決定貧富格局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只有收入和支出結合起來才是真正有意義的。“50萬年薪生活得很艱難”的例子其實就是表現了價格變動對貧富格局的影響?梢哉f,價格因素實現的財富的轉移好似公平,但是對比中國市場上的價格和國際市場上的價格,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比國際市場明顯低很多,第二種情況是比國際市場明顯高很多,第三種情況是大體上與國際市場持平。這與我們體制有直接的關系,凡是中國市場上的價格比國際市場價格高很多的商品或服務,一般來說都是和壟斷有直接關系的。通過壟斷價格這種形式實現的這個掏腰包的過程也是不容忽視的。

以通信費為例,北京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普及電話的,當時一個固定電話的初裝費大概有六七千元。那時候,一般的大學教師一個月的工資也就是四五百元錢。這也就是說,一臺電話的初裝費就相當于一個大學教師一年的工資。后來,固定電話“讓利于民”,將初裝費取消了,然后手機來了。前幾年,我們要到外地出差,打一個電話,有市話費,有長途費,還有漫游費。充值的一兩百元錢一會兒就沒了。我們也根本不會覺得這個是一個財富轉移的過程。

根據前一段時間的統計數據,手機資費已經占到居民收入的5.43%,而在年收入不到10 000元的手機人口中,占到了10.31%。通過壟斷價格實現的財富的轉移,這也是一個不小的數量。像廣東移動一天的收入大致是一個億,一年就會有三百多個億,這還僅僅是一個廣東移動的收入。

高速公路的通行費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前一段時間的“河南天價過路費案”就是講的一個農民弄了兩輛車拉沙子,8個月里的高速通行費和罰款加在一起有368萬?梢哉f,高速公路的通行費又是一種財富轉移的途徑。2007年世界銀行的報告說中國已經是全球物流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在西方發達國家,物流的成本大約占10%,而在中國約占21.3%,實際上這11.3%的差額也是一個財富轉移的過程,或者是一個掏腰包的過程。

(3)行賄受賄、人情往來。在這當中實現的財富轉移的數量沒法計算。除此之外,在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當中,還應當考慮到國與國之間的財富轉移。國與國之間的掏腰包,就中國的情況而言至少有三個途徑:

第一,社會財富向海外的直接轉移。包括以移民、留學等方式轉移出去的,也包括以非移民的方式轉移出去的財富。近年來,富人向海外移民漸成趨勢,在這個過程中帶走大量財富。通過這樣的方式,轉移到海外的財富可能有幾百個億。

第二,通過出口補貼或出口退稅實現的財富轉移。為了保證我國出口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我們得把產品價格壓到很低的程度,這個差額實際上是由政府來進行補貼的。購買我國出口產品的國外的消費者,美國約占1/3,也就等于在間接地補貼美國的消費者。這個補貼的規模去年大概是5 000億,也就是說中國通過這樣一種方式補貼給世界消費者的是5 000億,其中補貼美國消費者的是1 500億到2 000億。

2010年3月我到陜北的神木去對“全民醫改”做調查,那里的“醫改”運轉得很順利。一個人一年的時間大約需要340元錢,全國13億人口假如按照神木的標準免費看上一年病,這13億人口大約需要4 000多億。而現在我們一年補貼給國外消費者的有5 000多億。

所以,可以發現,現在的很多商品國外的價格比國內便宜很多。原來內地人到香港是去買比較貴重的東西,現在很多人甚至連尿布、醬油都從香港買,因為這些商品都比內地便宜。再例如,內地上千元的西服在美國可能就幾十美元,折合約幾百元人民幣。所以,這又是一個社會財富向海外轉移的過程。

第三,海外上市公司的分紅。根據2008年的統計數字,中石油在美國上市融資是29億美元,上市四年累計分紅高達119億美元,相當于融資額的4倍,收益率是百分之三百,這還不算股票漲、跌所帶來的其他收入。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四個公司四年海外分紅就超過1 000億美元,相當于六七千億元人民幣,而中國全部A股上市公司總的分紅至今沒有超過4 000億人民幣,截至2008年中國全部A股上市公司總的分紅才只有2 000億人民幣。

所以,國與國之間互相掏腰包過程對我們目前貧富格局的形成也有重要作用。這些財富轉移過程中涉及的數據可能不太精確,但是我們能通過這些數據看到究竟是哪個環節造成了中國今天的貧富格局。我們原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誤區在于我們只是盯住了收入的差距,而收入的差距只在中國貧富格局的形成中起到了很有限的作用。僅僅靠盯住收入差距來解決現在中國利益關系的問題,能夠解決的問題是很有限的。

三.“貧富格局”的解決路徑

了解了形成中國貧富格局的幾個要素之后,我們應當怎樣解決這個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在哪些環節上下工夫?雖然形成這個貧富格局的過程相當復雜,各種因素交錯,但是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并不是難于登天。關于如何解決中國的貧富格局我有兩點看法:

(1)如何使中國貧富格局的解決具有可能性。中國的貧富格局最要緊的問題不是貧富差距本身,而是貧富差距日漸擴大的趨勢。近幾年,每年年末的統計數據都表明我們每一年的貧富差距都比上一年有所擴大,其中沒有一年出現縮小的趨勢。逆轉這個趨勢,比僅僅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更難。但是,也可以說解決這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其實也不是不可能的。西方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也很大,他們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的收入可能有十倍或者十幾倍的差距,但是他們沒有費什么勁、也沒有大張旗鼓,而是簡簡單單的就把這問題解決了。這很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簡單地說,他們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然后再由政府把得到的稅收,更多地運用到窮人身上。

我們國家也有個人收入所得稅,但是中國的個人收入所得稅是反向調節的。西方的個人收入所得稅能把十倍、十幾倍的收入差距調節到五倍左右,但是我們的個人所得稅起不到這個作用。實際上是,富人的個人所得稅基本上一分不納,而工薪階層的個人所得稅卻一分不能少。調節之后,工薪階層和富人的收入差距就更加擴大了。工薪階層和富人的收入差距是形成貧富差距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我國之所以難以對富人有效地進行個人所得稅的征收,主要是因為政府難以掌握每個人的收入信息。

我們經常聽見這樣一種說法:在美國,一個人的收入可能他自己說不太清楚,他的太太說不太清楚,但是必然有一個地方知道得很清楚——稅務局。而在中國恰恰相反,一個人的收入他自己很清楚,他的太太可能比他知道得還清楚,周圍的同事也能估計得差不多,但就是稅務局不知道。所以現在中國的國民收入與財富的分配最要命的不是貧富差距太大,而是在國民收入與財富分配上“一筆糊涂賬,兩眼一抹黑”的現狀。大量的社會財富被分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糊里糊涂,甚至大家都不知道社會財富最后究竟被分到了誰手里?梢哉f,中國政府除了工薪階層以外誰的收入都沒有掌握。

就在這種“一本糊涂賬,兩眼一抹黑”的情況下,我們解決貧富格局問題的基礎在哪里?連每個人的收入都不清楚,談何解決。所以要解決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需要建立一個很簡單的、很技術性的制度——國民收入記錄制度。這個很小的制度能起到一個至關重要的作用。西方國家就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國民收入記錄制度,所以每個人收入是確定的、清楚的,而我國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一個制度,所以只能是“一筆糊涂賬,兩眼一抹黑”。

我在七八年前就提出“人們不要老把眼睛盯在貧富差距上”。其實,我不是在說貧富差距的問題不應該“盯”,問題在于我們“盯”也沒有用,我們“盯”了這么多年,什么東西都沒有“盯”出來,現在在中國老太太都會說恩格爾系數了,但是貧富差距的問題現在也沒有什么改觀。我們應該要求盡快建立一個有效的國民收入記錄制度。

有的人說條件還不具備,還建立不起來。但是,西方發達國家建立這個制度已經幾十年了,有的國家一百多年前就建立了國民收入記錄制度。當時沒有計算機,沒有互聯網,有的國家僅靠手工就把這個制度建立起來了,F在是計算機時代、互聯網時代,說沒有條件、建立不起來是說不過去的。

如果建立了國民收入記錄制度,一個人的年收入二百萬,就記錄二百萬;一個人收入是五萬,就記錄五萬。這個制度會保證這個二百萬的年收入是清清楚楚的二百萬,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收入;會保證五萬的年收入是清清楚楚的五萬,而不是五十萬或更多。然后,收入兩百萬就按照兩百萬的標準去納稅,收入五萬就按照五萬的標準去納稅,納完稅之后政府再給這兩個人一人一份社會保障。這個時候哪怕貧富差距大一點大家也能接受,因為大家實際上就怕“一筆糊涂賬,兩眼一抹黑”的現狀。

我們現在要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關鍵是我們要使這個問題重新具有解決的可能性,而這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往往取決于一種很簡單、很技術性的、很具體的國民收入記錄制度上。

(2)解決這些問題的動力,或者說能夠造成這種利益均衡的動力,究竟在哪里。要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就必須要建立一個機制。我在六七年前提出“要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均衡的機制”。到了市場經濟時代每個人都不能奢望政府能有一個完美的政策,能無微不至地照顧到每一個群體、每一個個人的利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要實現利益的均衡,只能去使每一個孤獨的利益主體有一個差不多的為自己爭取利益的能力,我們要去建立這樣一個基礎。

可以說,必須把這個新的機制建立起來。我國現在的利益關系失衡的特點是“吃虧的永遠都是吃虧,占便宜的永遠是占便宜”。這說明我們現在貧富格局的形成,不是某些政策失誤的偶然結果,F在有人說,中國改革中的貧富分化問題確實存在,但這主要是我們沒有經驗,政策失誤造成的。但是,如果是失誤,應該是“這次你得好處我得壞處,下次我得好處你得壞處”,如果是“每次都是你得好處,每次都是我得壞處”,那么這就可能是社會不同利益主體力量高度失衡的產物。

社會不同利益主體力量高度失衡是我們利益失衡的真正原因。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現在我們的農民收入很低,我們課堂上總會講“農民國民收入低是自然的,人多地少,國民收入能不低么”,這好像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這真的就是這么理所當然嗎?

韓國的鮮豬肉、鮮羊肉是很貴的。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不敢大量進口,因為韓國的農民和農會具有很強的力量,政府大量進口牛肉、羊肉,農民和農會就會組織起來對牛肉、羊肉進口進行有效抵制。所以韓國農民收入高不是因為韓國“人少地多”,而是農民有為自己爭取利益的力量。所以如果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這樣一個利益均衡的機制,整個社會很難實現一種利益的均衡。

可以說,在貧富格局中的一些具體的政策、環節的背后,真正起到關鍵作用的是這個利益均衡的機制。如果我們同時也建立了國民收入記錄制度這樣一個基礎機制,那么解決中國貧富差距的問題不是很難。如果不建立起這樣一個枧制,只靠“殺貧濟富”、“殺富濟貧”的政策,貧富差距的問題可能永遠也無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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